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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MH370失联两周年:最危险的搜寻仍在继续

原标题:特稿|马航MH370失联两周年:最危险的搜寻仍在继续

Esquire实验室按:2014年3月8日凌晨2点40分,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飞机与空中管制中心失去联系,骤然消失在天际中。两年来,有关MH370的搜救工作始终在进行着。在世界上最危险且最与世隔绝的海域,在霎时便会推起如五层楼高巨浪的地方,史无前例的搜索行动在沉默中不断持续推进。

如果MH370一直失踪,它将成为航空史上的一个谜团。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点,有人甚至开始独自行动。 西雅图的律师不久前就找到了一块疑似的飞机残骸。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追逐与寻找。21世纪的网络一环紧扣一环,无形波段传输着信息的巨像,数据在人们身后堆成一朵庞大的信息云,但世界上仍存在人类尚不可及的所在。即便如此,放弃搜寻的代价依然太大。如果你存有疑虑,这篇特稿会给你一些答案。

The Roaring Forties 咆哮西风带

如同耶稣与门徒共享圣餐,海洋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将我身体的一部分拍上沙滩。直到7月,在抵达靠近非洲大陆东岸的留尼旺岛之前,这块属于波音777客机的白色襟副翼已经在印度洋环流中漂流了16个月,随洋流起伏,时快时慢。尽管反向漂流模型是项不精准的科学,倘若逆着洋流,追寻着这块襟副翼五百多天流浪的路线,你会在250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外之处和一支小型船队相遇,而其中的每一艘船都有着明确的设定路线。

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搜寻马航MH370的行动已经从一场大型的多国军事行动—来自中方、马来西亚、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多国海空部署,誓把中国南海海域、马六甲海峡,以及西印度洋海域“翻个底朝天”—逐步发展成了今天规模更小但目标更准确的搜寻任务。数位精尖技术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海员,在距离澳大利亚西海岸线1500英里的位置,在狂风肆虐一片荒芜的咆哮西风带,在这片世界上最危险、最与世隔绝的海域,在这个飓风霎时间推起五层楼高巨浪的地方,在这个离最近的陆地也要航行一周的地方,执行着史无前例的搜索行动。

将目标聚焦,放大,缩小。将你所有数码设备上的所有应用程序派上用场。告诉世界你的所在,你想要到那里去。然而你无法到那里去。

那么就从想象外太空开始。注意那成千上万的近地轨道卫星,围绕着我们的星球,在外太空中织成密密麻麻的监测网络。这些卫星像是摄影迷,又像是一群间谍。骤升到距离地球2200英里的位置,在这讨巧的高度,航空器的逃逸速度与地球引力相互抵消。我们的守护天使——一颗南印度洋正上方的卫星——也就在此盘旋,投射出点波束——一种昂贵的双向数据传输管道—到海面的接收船上。追随着点波束,直到你能看见这艘船航行的轨迹,从它出发的珀斯南部的海港开辟出一条捷径。这就是辉固赤道号。

赤道号在海港迅速掉转船头;掉头之际,已经足够它加满燃料,补充船上供给,以及船员交接班了。每次出海的最初阶段也是船员们跟进最近情况、了解最近八卦和重新融入船上小团体的好时机。如果他们足够高效,更可以把现有的航行设置调高一个等级。在任何有条件的时机抓紧补觉是航行中至关重要的生存法则,因为赤道号所要到达的海域,必定会遭遇恶劣天气,以及伴随着揭露让人心碎真相的可能。

应付恶劣天气正是赤道号的使命。这艘完工于2012年的勘测船近乎是全新的,又有200尺(1英尺约等于0.30米)厚的不锈钢包裹船身,既结实得令人难以置信,又超乎寻常的“聪明”,就像一座有着超级游艇线条的海上机房。总部位于荷兰的辉固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勘测公司。他们所造的船是他们的客户能买到的最好的,而鉴于他们的客户大多是油气产业巨头,这就意味着辉固的船是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然而,从珀斯到堪培拉到吉隆坡,再到中国和欧洲,以及美国和联合国,在搜索失踪的MH370客机这项使命中,所有官方机构都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金钱利益从来不是这次勘测行动的目的。这一次,辉固的“客户”是全人类。

2014年3月底,澳大利亚方面宣称因为南印度洋海域在其管辖责任范围内,他们将主导搜寻MH370的行动。澳大利亚财政大臣Joe Hockey说道:“澳大利亚绝不是需要恳求他国帮助来完成我们分内事情的国家。”他兑现了他的誓言,澳方政府拨出了6500万美元来资助这场航空史上最昂贵的搜索行动。8月份,辉固集团通过竞标赢得了澳方4400万美元的合同,来担任水下搜索行动先头部队的角色。驻扎在珀斯的辉固项目总监Paul Kennedy和执行董事Steve Duffield,受全权委托,要将“一切最好的装备”派上用场。正如澳方所描述的。他们为EdgeTech(爱迪泰克)公司的声纳设备各支付了100万美元,又为Dynacon卷扬机支付了另100万美元。他们咨询了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专家,并建构了精密的数据流,确保最高效率地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

有着30年出海经验的Kennedy形容南印度洋海域是个凄惨的地方。尽管工作人员已在执行十二小时轮班制,他明白大部分时候工作时间将会更长。大家的兢兢业业的确是出于奉献精神,但也因为在剧烈摇晃的船上,几乎无法入睡。工作时你也许还能平衡自己,而一旦试图放松,你的努力就将化为徒劳。“这很艰难,”他说,“非常艰难。”参与MH370搜索的三艘辉固勘测船—赤道号、发现号和支持者号—的船员们,无一不在严酷的条件下和疲劳抗争,执行着有史以来最全方位的海洋勘察。

但这次行动远超出了勘察的范畴,而更像是一场组织严密的谋杀调查。就在海底某处,也许超过3英里纵深,也许部分完整或破碎成上千块碎片,缠绕在海底丛生的植被中的,是MH370的残骸。也许那239位受害者正在那里安详地等待。他们当中有母亲、父亲、爱人;有书法家和技术奇才;有一个刚满2岁的男孩。他们包括了以中国人为主的共14个国家的公民。他们与成千上万人血肉相连,并且通过职业的联系和平日的相识心系千百万人。这239尊灵魂在等待属于他们的最后一场营救:回到他们的亲人爱人的身边,回到这个已知的世界。

▲白色襟副翼

Nets 网络

每一个古老的文化都孕育了连结世人和万物的多维度网络。希腊人从出生之始,命运女神就为每个人纺织好了生命之线,并操纵着它的长短。印度教编织而成的因陀罗网则是一种更平和的网格。它在各个方向延伸,循环往复。每个结点处都有一颗珠宝,宝珠光芒交相辉映,像镜子迷宫,层层叠叠,无穷无尽,构成一个庞然大物与微观世界交错共存的小天地;联想之下也与我们生存的这颗神秘的星球应情应景。仿佛梦中的世界,又好似我们前世的经历。

美国国徽上的拉丁文‘E Pluribus Unum’,中文意为“合众而一”,用来描述科技的诞生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再合适不过了。无论何种文化、何种网络中,科技的开始都是个里程碑,并且由这个特定的结点开始,衍生出更新的网络。与此同时,我们与生俱来的对神话的好奇,强迫着我们在雕琢那张全球范围的大网的路上前行。然而,我们织成的21世纪这张网,一环紧扣着一环,却只在有需求之地或有利可图之时存在。在每个交汇处都有一只滴答作响的咪表,即使它无时无刻不在催促着我们,却也给予我们安全感。我们各式设备的屏幕,通过无形的织线相连,正如因陀罗网上的珠宝,包含无形波段传输的信息的巨像,将不可见物分解成像素,像素转化为图像和文字,于是,我们指尖所触之处即世界。我们捕捉每个看似转瞬即逝的瞬间,数据在我们身后堆成一朵庞大的信息云,大到我们无处可逃,因为我们的某个部分总是仍然与它链接,就像特斯拉线圈上跳动的电火花。

2014年3月8日凌晨,当这架执飞吉隆坡到北京的波音777客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次红眼航班,在机场跑道滑行时,就已经沉浸在无数通讯和导航系统交织的数据云,以及物联网—机器与机器间的自动对话—之中了。当晚航路天气良好,机长是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53岁的Zaharie Ahmad Shah,按计划,这6个半小时的飞行该是惯例的爬升到巡航高度,切换到自动驾驶,再跟随设定好的程序完成航程。起飞后不到一个小时,在南海上空35000英尺处,驾驶舱与吉隆坡空中交通管制进行交接前签退:“好的。晚安,马航370。”

但是马航370没有按计划与胡志明市的越南空管建立联络。相反,它在空中意外地左拐,严重偏离既定航道,飞越整个马来半岛。飘忽不定,难以理解,整趟恐慌的旅程充斥着坏的选择(或根本没有选择)。这残酷的漫漫长夜从未终止。这就是MH370航班。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2009年法航空难和其他海上失事事故之后,飞机残骸散落在海面上,都会留下从空中显而易见的踪迹。但这次,并没有发现残骸。

紧接着,一个星期后,在寻找飞机一筹莫展之时,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宣布,众目睽睽之下从空管雷达消失的MH370,通过机器与机器之间自动互联,与在距印度洋海域22000英里的太空中的地球同步卫星发出脉冲信号(“ping”)。

这些脉冲信号,也叫“握手信号”或“机械心跳”,包含的实际信息很少。他们只是飞机告诉卫星,“我还在这里”(但并没有说在哪里);它意味着“我们仍在运转当中,请替我保留位子”。驾驶舱里一定有人人为拨动开关,关闭了飞机上的ACARS(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但ACARS是个分层的系统,如果想要关闭这个自动系统,破坏者必须在驾驶舱下方的电子舱费一番功夫。并且,据航空专家所说,大多数飞行员压根不知道这个备份系统的存在。因此无论是人为故意或灾难导致首要ACARS失灵,在与空管雷达失联后的七个小时中,MH370和编号为3-F1的通讯卫星持续着他们每隔一小时的“对话”,包括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完整的“握手”。而这个乱序的第七次“握手”,也许是即将发生的灾难的前兆。

事实上,第七次“握手”其实是个重启请求,意味着即使ACARS由于燃料耗尽导致的断电已经中断与卫星的联系,MH370仍试图在电力重启之后向卫星发出“握手”信号。

波音777客机还有“最后防线”装置,部署在机翼后方的机腹中:冲压空气涡轮机。这个装置是一座小发电厂,一个小型的风车,关键时刻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维持包括卫星应答器在内的重要系统正常运转。耗尽燃油但仍在空中滑行,飞机最后一次尝试与电子设备进行联系,也是最后一次短暂地发出讯息—MH370真正的最后的声音—然后它完全消失了。

而MH370并没有留下太多线索:大约六百个字节的数据,仅仅相当于几条文本消息。从飞机到卫星,从卫星到珀斯地面站,这些线索充其量是指南针的两支指针,勉强能画一个圆,但并不能织成网来找回飞机。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专家与强大的全球智囊团一起,从第七个脉冲信号推导出了“第七弧”—一条2485英里长的曲线,也是飞机最有可能失事的地方。综合考虑飞机的速度、飞行范围、风力、飞机的性能参数,卫星数据频率的变化,甚至卫星在经过一个短暂月食时温度变化产生的影响,调查小组将范围缩小到弧上最有可能的失事现场的部分。根据缜密的推理与计算,飞机应该坠落在第七弧南端的南印度洋。

在那片襟副翼被冲上非洲东海岸的留尼旺岛之前,根本没有关于MH370其他实质线索。因为在预估失事海域,就连近地卫星都是盲区。这些空纬度是卫星的“充电区”,是他们计划中的休息时间。这里渺无人烟。因此,所有希望都寄予赤道号,在地球上最孤独的地方,在深海中找寻飞机的踪迹。

A Fish Named Hope

“希望号”水下探测器

也许只有澳大利亚人才能理解生活在一大片不毛之地旁边的感受,尤其是在和非洲大陆隔印度洋相望的西澳。Paul Kennedy对于波音777这般庞然大物可以消失无踪一点儿也不惊讶,“在这儿,任何东西都可能凭空消失。”他说。

“在离岸澳洲大陆仅仅9英里的罗特尼斯岛,就没有手机信号。再去远30英里,连电视和广播信号也没有了。那种寂静是震耳欲聋的。”但Kennedy考虑过印度洋的浩瀚,卫星的盲区—在辉固付费启用一处卫星传输之前—以及波音777的体积,依然说,“不,这并不奇怪,但发生这样的事是不可接受的。”

褐色肤色,修饰得体,有着《星际迷航》中秃头皮卡德船长同样深沉而洪亮的声音,50岁的Kennedy看上去总是信心十足。他具备与生俱来的指挥官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极探险家沙克尔顿—虽然这样比喻会惹他捧腹大笑。但PK—所有的船员都这么称呼他—掌握搜索行动的全局。任何一位船员遇到难题都会说:“问PK吧。PK一定知道。”带着这般信念,船队来到了第七弧。

在地图上,第七弧看起来像是弯曲的立方体盒子,被恰当地分割,再编号。这区域包括大约46000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等于2.59平方千米)面积,稍大于宾夕法尼亚州。运用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导航,可以将目标位置精确到2到4英寸(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赤道号到达它的指定工作地点,接着可以继续为绘制中的地图增加细节。现在可以开工了。

每个人都恪尽职守。船长(大家都称呼他“老大”)在船舶驾驶室。调查人员在驾驶室的电脑旁,随时准备协助船长保持正确的航行线路。地球物理学家们在船腹的机房对他们的软件运行检查。数据处理器等待接收信息流。搜索队的外业队长负责一支16个人组成的调查组,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正在进行巡视,鼓舞士气和对设备进行评估,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少不了担心,那也是外业队长职责的一部分。

可以把赤道号想象成一个有着6英里长触角的大脑。那“触角”就像上帝的USB,一条神奇的晶须,一条1英寸厚的钢带铠装电缆,在核心处是一根比头发还细的光纤丝。生产这种电缆的公司也为美国宇航局(NASA)的火箭和NASCAR赛车提供服务,都是机器在接近人类极限的条件下传导数据的案例。高科技的绳索由一个巨大的卷轴卷起,卷轴被一辆卡车发动机驱动的巨大的绞扬机控制着。在钢晶须的尖端,像是一个棺材大小的盒子的设备,巧妙地挤满了电子仪器,这就是水下探测器,或简单称作“鱼”。

探测器就是母船远程的眼睛、耳朵和鼻子。它身上就刻有一个名字,斯派罗:希望。“希望号”会漂浮在海面,它身上拴着灌铅的重达半吨的增重器—向铁器时代的技术致敬。现在,戴着安全帽、穿着荧光制服的人们套好保险索,将自己固定到摇摆的船上,边让“希望号”上升边保持它的稳定。然后“希望号”和增重器被移到船尾栏杆,在液压A型架下面摇曳(正是这任务需要的东西)。随着缆绳延伸,“希望号”下水,并跟着增重器的拖拽,开始下降。

The Great Computer Game

了不起的电脑游戏

海面就像一层皮肤,而我们很少考虑到表皮下的、像果冻一般胶着的组织,它的巨大体积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重量,以及它永恒的黑暗。所以当辉固集团签下搜寻飞机的项目,现成的资料和线索少之又少。现有的描绘南印度洋海底唯一的图表是从卫星拍摄的“软焦点深度估算重力图”(除了这张图以外,就只有库克船长1792年的调查了)。于是,赤道号的首要任务是为“第七弧线”周边57000平方英里海域画一张水下等深图。“这就像建房子之前要打好地基。”总经理Steve Duffield这样解释。和中国的“竺可桢”号一起,赤道号发射出多波束声纳,开始对设定海域的探寻。长达数月的调查制造出了出色的地图,清楚描述海深和海底硬度,甚至特定的海床特征,但就是不足以找到失踪的飞机。

可这座海底世界多令人惊叹啊!在骤降1万到1万5千尺的地形处,第七弧跨过的海底山脉堪比阿尔卑斯山。赤道号的一段新的深水范围包括断裂海岭,是澳大利亚扯离南极洲所形成的裂缝,剧烈的地势变动带我们回到冈瓦纳古大陆。断裂海岭近乎垂直的峭壁下沉为比科罗拉多大峡谷更壮观的地壳裂缝,Duffield甚至有时开玩笑说那是外星人聚居的地方。裂谷是一个地质热点区域,里面的“黑烟囱”喷出沸腾的化学物质,相邻的深海平原布满火山。这是座真正的失落的世界,像出自亨利·莱德·哈葛德的小说。人们常说,我们对于海底世界的了解比对火星表面的还要少。千真万确,因为海底探索要花费更多的代价。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在深渊探寻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平方。

若是没有这地形图,赤道号肯定会把水下探测器拖向山腰。现在,随着绞扬机和缆绳的收放控制,水下探测器逐渐沉入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或多或少已知的海底地带。下降,下降。半深海区的蓝与海底深渊的黑暗相交融,信号灯有韵律的闪烁,黑暗也在无限延伸,持续了枯燥的8个小时。随后,两名行动主管得到探测器发来的信号,也就意味着它处在最佳的视野范围内—距海底大约500英尺处。现在,探测器将要部署声纳阵列,并开始接收和传输最鲜为人知的信息。

但让我们暂时停下来欣赏这一壮举的工程艺术。深度每增加1码,光缆长度就增加2码,直到光缆和负重的重量之和与船速相匹配,在前行中划出完美的抛物弧线。8000码的缆绳,4000码的深度,通过卷扬机不断重新调整,或通过船行的速度,或两个因素同时,使得探测器时刻在崎岖地形上方的最佳高度作业。水下探测器,拖得长长的缆绳,相比之下显得很小的船,无限远处的卫星,其波束发射到珀斯和更遥远的基站,这些构成了寻找飞机真正的矩阵,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可能永远不会被重复,若没有此般技术支持的话。

“想象在你车后5公里处牵引拖车。”调查作业队长Scott Miller说。在黑暗中。在山路上。作为队长,Miller要随时监控可能出现的技术性问题,以及手下们的心理状态。一位有着三个年幼女儿的30多岁的父亲,蓄着一小撮胡子,一口西澳大利亚口音,Miller拥有化解压力和随时保持幽默、淡定自信的天赋。

现在,随着水下探测器到达理想深度,赤道号以慢跑的节奏到达指定海域,Miller和他的调查人员展开了史上最了不起的电脑游戏。水下探测器产生的电脉冲转换成声脉冲经侧面扫描转换器成扇形散开,从两侧对海底上千码的单位进行扫描。而探测器的底部形成的多波束阵列也有类似的功能。

瞬时间,通过光纤电缆,海底的详细资料传送至母船。勘测员在控制室监测实时数据,并且,通过比较新信息与地形图以及当前的GPS信息,他们协助船长驾驶船只,保证水下探测器在一条完美的直线上。探测器的控制人员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着它的摆幅和高度。越靠近前方的海底山峰,航程就越惊心动魄:收线速度太快,探测器会随之上升,数据就变得模糊;距海底太远(900英尺是上限),数据也会作废。要完成60平方英里的每日目标,需要保持最佳速度。在这狭窄的区域,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又伴随疲劳增加和无数难以入眠的夜晚,在有限的时间内操作着水下探测器成为一项令人极度紧张的任务。

当然,每个人都在寻找MH370的蛛丝马迹。任何金属物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棱角分明的物体、任何直线物体都会触发报警器。数据经压缩传输至卫星再传送到辉固在珀斯的办公室,由专家进一步检查,并传到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ATSB)进行更多的分析。并且,数据还通过卫星传向美国的质量管控专家Andrew Sherrell—他曾协助法航447的搜救任务。审查是详尽的,甚至是强迫性的。因此,哪怕任何一小块飞机残骸,都不太可能逃脱水下探测器的“火眼金睛”。

然而,还存在另一种让人警醒的可能性:搜索区域是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划定的,势必会有些误差。区域范围既是由时间和金钱决定的,也与概率脱不了干系。如此多的未知和变数面前,所有参与这次搜索行动的机构和个人,哪怕有一丁点儿闪失,都有可能导致任务无疾而终。

Storm 风暴

年轻的数据分析员Brad Cooper在赤道号的船腹处工作。他来自位于北纬43度的新西兰因弗卡吉尔,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之一。虽然他的家乡因狂风和横雨而臭名昭著,当地的博物馆甚至有关于咆哮西风带的永久展览,他也从未多想。成为一名海员并不在他的计划当中,他也并没料到自己会切身体会咆啸西风带的威力。如果你想保持身材,你必须卡好俯卧撑的时间,不然就有撞在船身的可能。做引体向上也是同样的情况。至于跑步机,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不能用的。从数据室到船桥有300步(每个人都戴着计步器,这是企业健康挑战的一部分),在船桥上就能看到让你东倒西歪的大海。现在的Brad Cooper知道一些关于咆哮西风带的真实信息。的确,有可能的话最好避开这一带—但辉固的搜索船并无他路可行。当船只拖着水下探测器航行时,自然而然就成了风浪的猎物。船上的人也总是情绪紧张,时刻抱着恶劣天气临头的恐惧。

2015年2月2日,卫星预警将有一场恐怖风暴。热带气旋“戴蒙德拉”(Diamondra)气势汹汹向东袭来,即将与热带气旋“尤尼斯”(Eunice)交汇,而赤道号恰好就在交汇中心处。赤道号将水下探测器收回,并固定在船尾的甲板上,紧接着,船长Andreas Ryanto Molyo进行广播:“做好应对强风的准备。”船强行硬转,倾斜35度,然后扶正船身直迎上升的海面。船上所有电子设备—游戏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等—都被牢牢固定。那次风暴唯一损坏的是咖啡机,但那是个让人心痛的损失。

在风暴最严重的时刻,作业队长Scott Miller回忆,从船桥上能看到一堵五层楼高的巨浪向赤道号扑来。船向上爬啊爬,冲破水墙,海水猛击控制室的窗户。忽然船身又陷入波谷,船首几乎潜水,又开始再次爬升。这样颠簸又无节奏的动作重复了一次又一次。Miller说,经验丰富的船长Molyo始终保持冷静,在巨浪中掌控着赤道号的走向。除了米勒和医生以及船长,船员们大多躲在船舱,等待风暴过去。

风暴中无处可逃。驶向珀斯意味着来回浪费12天,损失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不可接受。并且这原本就不在计划中。按计划是在作业区域静待风暴过去。在这样的时刻,很显然,船员,或者说湿件,是技术的薄弱环节,要承受恶劣环境的折磨。在暴风雨中,他们只能在船上室内活动,一座由无数阶梯和闪闪发光的白色走廊构成的迷宫,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从双柴油电动发动机和低层的数据处理室,到空荡荡的办公室,再到空置的健身房和娱乐室食堂。船员可以随意在墙上玩弹球游戏,但多数人选择待在他们的私人房间,忍受孤独。

他们在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晚坚守着,等待风暴过去。Scott Miller将这经历比作持续数日的过山车:“你要学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常生活。”John Boudreaux,一位曾在辉固支持者号经历过热带气旋的美国AUV(自主水下航行器)技术人员说,那体验就像“不饮自醉”。Boudreaux是卡津人,喜爱美食,但发现经历风暴时想要端稳盘子用叉子吃饭几乎是不可能的。

整个世界都在移动。整个世界都嘈杂作响。一些年轻的船员喜欢和新来的培训生恶作剧。年轻船员每过六周都会下船一次,那时他们会在船舱里藏下一个个小的饵雷——比如会在舱内乱滚的弹珠。有次他们把一只踩扁了的可乐罐藏在天花板。但这些小陷阱通常早早就被发现了。伴随航程推进,当天气越来越糟糕,人们变得神经敏感,普通的声音被放大。枕头填充物挤压摩擦的声音在耳畔作响;橱柜门吱吱声不断。一个不眠之夜,Miller把一张小纸条折叠四次,塞进了他房间壁橱门裂纹。谁又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时刻,多少其他的裂缝,他试着找出破坏他宁静的源头?

每一场风暴都终将结束。船员爬出船舱,小心翼翼地松了口气,好奇狂风暴雨后外面世界的模样。然而他们所见的只有少数人见过:在开阔海面50英尺高的海浪,海面泛起光滑的蓝色泡沫,壮观依旧。厨师们准备了大餐,人群中的谈话声也越来越嘈杂。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同样的故事:看啊!我们撑过来了!

很快,他们就要重拾之前的工作,准备好重新部署水下探测器。恢复平日的常规。但船员和船员之间以及和整个MH370相关的人群之间默契增进了。每个人都有感觉。此地此刻,辉固赤道号可以对全世界,对MH370遇难者家属说:我们仍在这里。我们不会放弃。

▲搜索范围图

Maps 地图

在辉固集团珀斯办公室的会议室,这张海底等深图铺在一张光滑的长桌上。这张图有30英尺长,6英尺宽。它像一件色彩斑斓的工艺品,描绘出深海地形中的山峰和沟壑。像一座巨型微雕,它将整个搜索任务的范畴带回文明世界。对于任何搜索,都有其独特的同义反复的逻辑。“如果我知道我们何时会找到飞机,”Paul Kennedy说,“那我就知道在哪里找。”与此同时,水下勘测作业已经昼夜不间断地持续了七个月,并且这工作现状可能再持续一年。三个因素依然不变:作业地点的与世隔绝,天气的严酷状态和工作人员的孤独感。每一刻都充满挑战,每一个新的时刻都如过去一般重要。

为了保证团队的热情,行动起初,Kennedy和Duffield就下意识提醒船员们他们是在参与和创造历史,给他们摇滚明星似的待遇,让他们在早晨或深夜醒来时有一些盼头。船上随时供应各色糖果。随船大厨都有邮轮工作的经历,负责为大家准备丰盛餐食。海上的圣诞大餐,他们准备了烤乳猪搭配烹好的蔬菜。医生为船员们提供比陆地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在船上每周都有例行的检查。并且,由于卫星连接,他们有高速互联网。

船员们在工作中有着积极的回应,不仅仅出于人道主义,也是迎接技术方面的挑战。他们一直想回去,这已经让Paul Kennedy感到惊讶和感动。一切都顺利进行。从水下探测器输出的数据被精心划分为3)“不感兴趣”;2)“潜在的兴趣,但不太可能是MH370”;1)“就是这该死的飞机,打电话给堪培拉!”每当2类出现,都是时候召来支持者号及其自主水下航行器(AUV)。“如果水下探测器是割草机,那自主水下航行器就是拔草器,”AUV项目经理Nick Bardsley这样形容,“它能进入高难度位置,做特写工作。”

2015年5月13日,水下探测器飞越了一个位于第七弧中心线以东12海里处的小型碎片区。一个典型的2类。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运营搜索队决定派出支持者号。它的水下机器人“Hugin”(以北欧神的同伴乌鸦命名),有一个与水下探测器相似的声纳阵列,以及高清摄像头,可以安全地探入离目标40码的距离—如果值得冒险,20码也可以。一艘漂亮的15英尺的橙色鱼雷艇,“Hugin”可以被设定为执行一个完全独立的任务,或像一架无线电操纵的飞机一样航行,发送实时数据,然后返回船舶附近,充当船鳍。

在这次任务中,Hugin拍摄了一组近距离照片,像夜间犯罪现场。那条触发警报的直线原来是一个船锚的竖轴。声纳数据的多个亮点则被认定为铆钉和煤块。搜索队在12800英尺深处发现了一个以前未知的海难船骸,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发现既令人兴奋又有点失望。事实上,每一个探测数据中的间距—每座火山坑,每个沟槽或陡峭的山腰,都意味着AUV的后续任务。正如康拉德在19世纪末对刚果河的描述那般,这片地图上曾经的“空白点”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彻底勘察。

马航MH370失联两周年:最危险的搜寻仍在继续

Closing the Loop 闭环

如果听到Paul Kennedy谈论他对于卫星数据和各路智囊团的信心,你也会感觉信心满满。是的,他们一定是对的。冲上留尼旺岛沙滩的那片襟副翼是对计算和推测准确性的进一步确认。襟副翼的出现也在媒体和互联网博客圈激起千层浪,外界的信息也蔓延至辉固船员,让他们士气大增。但所有的新闻故事—大多以煽动性的问题“这会是重大的突破吗?”开头—都得出略微失望的结论:好像不太可能。并且,一篇被忽视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发表的论文中,作者得出结论:“需要强调的是……有关最终的失事点,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博客圈的热议中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在澳大利亚西部海域搜寻MH370的黑匣子行动失败后,前路一片渺茫。但也不能坐以待毙。各方都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恰巧此时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提供了一个—可能只是瞎猜,可能是徒劳无功。一位卫星专家在博客上说,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发表的图表“看起来像漫画”。也许深海搜索归根究底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仪式,像薛西斯国王疯狂地鞭海,也只是为了掩饰悲伤事实真相罢了。

即使说Inmarsat的推论是准确的,飞机的确坠落在第七弧,偶然性仍是最大的决定因素。如果飞机沉入到海底火山,它不会被探测到。如果碎片沿着垂直的海底峭壁上散开,水下探测器也无法发现它。或是飞机坠落在16000英尺下的海底沟壑,它就不在AUV的搜寻能力范围内了。并且,一旦搜索船只错过了飞机残骸,它们不会折返、进行第二次勘测。另一方面,波音777毕竟是一架庞然大物,搜索船载的高科技装置也是可观的。根据之前的事故,碎片区域可能长达700码,除非被意外藏起来,是不可能探测不到的。搜索船只的声纳屏幕应该像拉斯维加斯赌场老虎机一样频繁闪烁。

因此Kennedy对于搜索船只和船员的信心从未消减。他依然相信随着搜索进程的推进,找到飞机的可能性就更大。对这一天的期待实际上也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决心满满。但Kennedy也感受到了伴随信心而来的责任感。当找到飞机时,在珀斯的办公室里不会有任何庆祝活动,只是救灾。

同一时刻,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正与马来西亚和中国一起计划对飞机的回收。飞机本身需要一艘配备了尸体冷藏装置的大轮船。如果MH370以近水平滑翔坠海,遗体将被厌痒极寒环境保存,像蜡像一般维持着冻结状态。计算机控制的起重机会将遗体小心放入特制网状袋,确保他们在出海过程中不受破坏。之后,遗体将返还给他们的家人,而飞机的碎片将被带上岸进行分析。无论黑匣子,或是残骸本身,希望有一方能还原整个故事,揭开事件的真相。

但这仅仅是臆想。MH370失踪近一年半时间以来,该搜索区域已经繁衍出自己的原生质生活。马来西亚军方雷达报告首次发布时,搜索区域范围扩大到惊人的300万平方英里;当舆论对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卫星数据分析信心达到顶峰时缩小至23000平方英里。2015年4月,范围又翻倍,到46000平方英里。这些数字也受政治意愿和金钱所驱。马来西亚承诺将匹配澳大利亚投入的6500万美元资金,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支付所有现金。中国则继续持观望态度。尽管如此,这场航空史上最昂贵的搜索的所有花费,也还不足半架波音777客机的成本。因此,继续搜索行动仍然是一笔性价比颇高的交易。

然而,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澳大利亚民众。澳大利亚总理Tony Abbott曾说“我们欠了2300万乘飞机出行的澳洲公民,以及世界上数百万民众一个说法”。但最近,他也开始谨慎地退让,告诉议会“我不敢保证如此强度的寻找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很显然,搜索范围不会进一步扩大。

彻底失踪?!一架777-200ER?这是一次对人类的骄傲和能力的双重打击。自然面前,人类再一次显得渺小而脆弱。又需要付出多大代价,能重树公众对于飞行的信心?

同时,在辉固的珀斯办公室,工作人员知道他们正在和时间赛跑。他们正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整个行动都可能前功尽弃。也许是他们打电话给堪培拉告知好消息,或是堪培拉会打给他们,说:“好的,大家辛苦了,行动到此为止。”

但Paul Kennedy认为放弃的代价太大了。“如果我们放弃得太快,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故,这是不可原谅的,” 他说,“我们要尽快闭环。”

如果MH370一直失踪,它将成为航空史上的一个谜团。“这是不可接受的,” Kennedy说。航空飞行依赖的更多是科学而非自然,人类在推动航空科技发展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许不久将来的某个早晨,我们会收到来自勘测船的好消息,对于受牵连的家庭来说也是最终的解脱。而对于其他人,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事以后不再发生。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找到MH370,从这件事当中我们都吸取到了教训。如果一切顺利,今年2月国际民航组织在蒙特利尔总部召开的安全会议上的一条改革建议将被立法,要求所有商业航班将汇报时间间隔从每30分钟缩短到每15分钟。与此同时,将会有全新的系统不间断地监控和跟踪所有客机。另一方面,也正有人推动进一步增强飞机的自治性。正像因陀罗网,所有的东西都互相关联。信息云也在不断扩张,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不确定性。像是印度洋环流。像是咆哮西风带。像是人生。

让我们祈祷。翻开书到任何一页。是的,正是在你前方座位口袋那本油腻腻的机上读物。欣赏地中海无边无际的蓝色。考虑到蒙古徒步旅行,在蒙古包住上一夜。花一点时间在拼图页圈出诸神的名字。

将你所有数码设备上的所有应用程序派上用场。告诉世界你的所在。你想要到那里去。到那里去。

撰文/ Bucky McMahon  图片编辑/ 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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